文｜ IT时报 孙永会
编辑｜郝俊慧 孙妍
“谁敢去碰那个主播，我就‘砍死’谁。”
李妍（化名）说起前夫时，语气里全是无力。月薪两万元的丈夫，为了给直播间里的女主播打赏，不到三个月就砸进去150万元。家人试着找他商量，谁知对方情绪彻底失控，当场撂下这句狠话。
“信用卡额度拉满，借贷公司也借遍了，连朋友那里都欠了一大笔。”李妍叹了口气，“他就好像‘中蛊’了一样。”
四月以来，关于直播打赏的极端案例接连引发热议。《IT时报》记者和从业人士、打赏者及其家属对话后发现，在“暧昧互动”“守护”等糖衣之下，一边是“你情我愿，自愿付费”的说辞，一边是被情感套路裹挟后被蚕食的理性，而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在聊天的主播，可能是一位运营大叔。
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主要内容有11项，针对未成年人打赏、打赏金额排名以及打赏限额等问题，提出具体管理要求。
新规之下，曾经疯狂氪金的“榜一大哥”“榜一大姐”会就此消失吗？
债主追到公司门口时，李妍的丈夫似乎也不是很慌乱，他把债主带回了家，试图请求家人帮忙还钱。
2025年11月，李妍的丈夫开始沉迷直播打赏，金额从最初单日的数千元，一路飙升至单日数万元，直到李妍察觉枕边人异常，翻看支付交易明细，才发现丈夫早已深陷泥潭。“最多的时候，他向朋友借了十几万元。”李妍曾点开那名主播的直播间，只觉内容平淡无趣。“或许他沉浸在被叫‘哥哥’的幻境中，也享受在直播间一掷千金博主播一笑的快感吧。”李妍如是说。
直播打赏成了两人婚姻崩塌的导火索，“直播间就是一面照妖镜，把人性的虚荣与偏执照得一览无余。”目前两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然而，深陷直播打赏深渊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还在上大学的夏冰（化名），至今未曾告诉父母那5万元的具体用途。
2024年，正在读大一的夏冰接触到游戏，准备通过看直播学点技能，不料就彻底“上头”了。“主播太有节目效果了，说话也很有意思。”渐渐地，夏冰开始为主播打赏。
在游戏直播赛道，“会员赛”“家乡赛”“春季赛”轮番上演，需要粉丝为主播刷礼物争名次。“家人们，想要高一点的名次”“家人们，再努力一点，守护我……”夏冰说，主播往往会用这类话术变相“要钱”，而她基本每周都会为主播送出价值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大礼物。
另一位游戏主播则对夏冰刻意保持暧昧。彼时夏冰的消费等级已不低，发弹幕能得到主播的回应，她便不断刷礼物维系这份特殊互动，在冲动中快速帮主播提升了账号等级。
然而，好景不长，这位主播的直播间里出现了几位出手阔绰的“大姐”，夏冰很快被边缘化，最终被主播取关。幡然醒悟的她算了一笔账，已经为两位主播打赏了近5万元。
“礼物一停，感情归零。”在粉丝们看来，这就是直播行业最赤裸的现实。
数据显示，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8亿，网络主播从业人员超千万。一场直播的开启，涉及直播平台、MCN机构、签约主播、普通粉丝四方，他们利益绑定。打赏则是收入的来源之一。为了维护关系，主播往往会和“榜一大哥”或者“榜一大姐”，以及为主播贡献等级较高的粉丝建立联系。
在李妍的故事里，主播在添加了丈夫的联系方式后，双方的互动更加密切起来。
70岁的江阿婆，有段时间是独居状态，生活中买菜要砍价，水电费要算着用，就连给儿子买的衣服也只花几十元。可半年前，她开始在直播间打赏主播，刷光了儿子的全部积蓄和自己一辈子的养老金，共计336万元。
“姐姐最近怎么样啊？”“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今年3月，江阿婆的儿子发现情况不对后报警，当民警上门时，主播和母亲正在语音通话。当她醒悟后试着联系主播退钱时，对方便如此回复，之后再发消息，已无人应答。
在业内人士看来，平台技术极大消解了老年粉丝满怀真情的追星意义，转而使他们投入一种“以爱之名”的量化逻辑中，将情感转化为可以被评估、售卖和量化的商品。
“这行水挺深的。”王天明（化名）是一名“网红推手”，在业内也称其为直播的“氛围组”。在直播间，他要做的是用话术把主播的“榜一大哥”或者“榜一大姐”们夸得“心花怒放”，进而让对方自愿且持续地为主播“打赏”。
为主播拉到票后，主播会主动加其联系方式进行聊天。“准备下播了，今天夸谁，老板娘？”在后续的直播中，当主播指定当日要“夸”谁时，便由王天明在直播间里带头。
主播和粉丝的聊天存在“真心”吗？王天明向《IT时报》记者透露了一个现象，“多数都是代聊的，主播会配有相关的运营人员，要么教回复话术，要么由运营本人进行互动。”他说，很可能花了高额打赏的“大哥”正在调情的是一位运营小哥。
4月中旬，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其中有三条内容引发讨论：其一，要求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其二，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
再者，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比如网站平台不得向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八周岁至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天明表示，以“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进行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的要求为例，其实，用户的贡献度仍可进行排名。
4月29日晚间，《IT时报》记者在抖音、快手这两个主要直播平台做了随机体验。无论是粉丝量达千万的博主，还是新开播的主播，记者注意到：直播页面仍有帮主播充能、基础展馆、进阶展馆、L2成就馆等设置。另一方面，在抖音平台，在线观众还根据贡献榜、高等级、千钻贡献、星守护等级进行划分，不过没有显示具体贡献值；在快手平台，在线观众划分为千分榜和万分榜，贡献值被清晰公布，并进行排名。
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方面，《IT时报》记者留意到，在快手“快币”的充值页面，有标注着“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的字样，服务协议中写道，如遇未成年人充值问题，可提交举证材料；抖音平台则在充值时跳出一行“平台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的小字。
也就是说，“榜一大哥”和“榜一大姐”们并没有消失。
“这些要求在实操层面的短板是，缺乏明确的惩治性条款，导致对违规行为的打击难以落到实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民商委员会副主任喻皓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他解读道，通知主要以“压实平台责任”和“要求建立机制”为主，如要求平台设置限额、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等。
但当平台或主播违反规定，如未有效识别大额打赏、诱导未成年人消费时，规定多停留在“约谈”或“整改”层面，缺少具体的行政处罚标准，比如罚款金额或行业禁入等刚性惩罚措施。这导致部分条款依靠平台“自觉”执行，违规成本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上海杉达学院数字商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互联网律师 唐树源
任何建立在情绪剥削之上的商业模式，都不具备持续存在的合法性。新规的核心意图不在于消灭打赏这个行为，而在于让打赏回归为内容付费的逻辑上，把那些被榜单、排名和氛围烘托出来的非理性空间压缩掉。
但要说从根本上翻篇，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博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资本的嗅觉极其灵敏。明面上的攀比竞赛被压下去后，把打赏引流到私域、用连麦PK的情绪对抗替代榜单排名、以任务解锁等变相形式绕开限额，这些暗箱操作很快会冒头。
打赏乱象的根源不完全在规则设计上，部分用户的情感空虚、主播对情绪价值的精准贩售、平台对流量的饥渴，这些深层因素不会因为一份文件而消失。
防止过度打赏从来不能只靠一项制度“单兵作战”，可以在新规基础上强制引入大额打赏的动态冷静期机制，单笔或累计触发一定阈值后资金冻结数日，给冲动消费留出一个真实的撤回窗口。
平台对主播话术的实时审核也亟待加强，很多诱导打赏不是通过功能设计完成的，而是靠直播间里的言语暗示和情感操控，技术上已经能够做到但落地还很粗放。
此外，还应当把干预权适度交还给用户的成年家属，通过设备绑定等底层权限设置硬性阻断，这在技术层面完全可行，关键看监管有没有决心把这条线画到底。打赏收入的税务监管与主播信用体系挂钩同样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让频繁诱导打赏的主播面临实际的经济代价和从业限制，用外部约束形成治理闭环。
排版／ 季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