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7月9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亚洲办公室与全球南方学术论坛联合举办线上研讨会，发布《文化纵横》国际刊第4卷第1期——《构建全球南方的新发展理论》。

研讨会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亚洲办公室研究员希兰·伊兰佩鲁马（Shiran Illanperuma）主持，《文化纵横》总编杨平、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秦北辰、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先后发言，并与线上听众进行问答交流。

▍杨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厘清七组关系

杨平：《文化纵横》总编杨平从价值变迁切入。他指出，自由主义大潮落潮之后，西方各类价值都陷入危机，失去了整合人心的能力：西方左翼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坠入身份政治与多元主义的价值泥潭，日益丧失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性；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则带有鲜明的民族民粹主义底色，沦为封闭排他的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被视为命脉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也由于内部秩序的混乱和在南方国家的失败而日益褪去光环。相形之下，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四大倡议，其标识性口号“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大乱之世提供了一种可以依托的崭新价值。

但杨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需要哲学的思考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需要超越外交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超越商务合作层面的“双赢”口号。为此他提出七组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社会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关系。中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并不断将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没有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引、组织动员体制与分配机制，中国的成功无法想象。全球南方150多个国家国情各异，最大公约数是寻求发展。西方发展主义七十余年的实验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因此有必要在南方国家自身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新发展主义；虽远未定型，却是全球南方可以期待的新的普遍性价值。

第二，经济发展、社会改造与改革不平等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也在于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文化改造等持续的社会革命打碎了旧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为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基础；同时更取决于对独立完整国家主权的争取。今日许多南方国家内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外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且大多未经历社会革命的洗礼，经济深陷依附陷阱。如何同时处理这三重关系，是南方国家能否成功发展的关键考验。

第三，经济发展、国家能力与西式民主体制的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具有强烈发展意愿、廉洁高效的发展型政府，国家能力是南方国家成功发展的政治前提。但移植而来的选举民主往往起到相反作用：政党恶斗、政令难行、政权频繁更迭。更重要的是，多党民主制度并不具备西方社会的政治基础，反而与本地落后的社会结构相结合，形成宗族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扭曲组合，血缘、地缘观念远胜国家观念，工业化所需的国家能力无从形成。

第四，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没有稳定便没有发展的前提，但稳定常带来懈怠，积累腐败、懒惰与分配不公；而改革触动既得利益，处理不当又会引发动乱，许多国家因此陷入‘治乱循环’的发展陷阱。1980年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改革从不止步、社会长期稳定的“三赢”局面，这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第五，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关系。无论是西方传统发展主义还是90年代风行的新自由主义，都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但中国的经验表明不能照搬教条：50至60年代照搬苏联计划经济走不通，9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又催生了新的教条主义。因此必须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与各国的文化、历史与国情相结合。

第六，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南方国家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摆脱对北方的依附，但从工业化的演化规律看，又无法避免模仿与追随的阶段。60年代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失败告终，70年代拉美流行的依附理论主张切断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实践证明同样行不通。可行的道路很可能是在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保持辩证统一的“双元式“国际发展模式。

第七，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从60年代的“三个世界“战略，到90年代的南南合作，再到21世纪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南方战略既有连续性，也随时代作出重大调整。但中国正处于产能输出与资本输出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既可能带动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也可能冲击南方国家的民族工业，引发保护主义与资源民族主义。

杨平强调，中国必须分别安排好与全球南方的商业关系和战略关系，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要协调好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工业化进程。倘若中国的资本与产能输出反而摧毁了南方国家的工业化，便完全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事关21世纪中国的根本利益，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加以厘清。

▍秦北辰：新自由主义秩序衰落之后，南方国家的产业困局与出路

本期国际刊作者、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秦北辰的发言，重新反思国际刊发表文章“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Global South”的核心论证。

他首先厘清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特殊性：没有人自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者，但确实存在这样一股思潮——相信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就能带来繁荣，在经济学上表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策上则凝结为华盛顿共识。至今仍有人怀念高度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年代，认为世界的发展曾因此加速。然而国别数据显示：所谓新自由主义繁荣年代的发展成绩，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若把中国排除在外，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不降反升，而真正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南方国家寥寥无几，赶超的速度较之以往反而更慢。

在秦北辰看来，“更多市场、更少政府”之所以没有兑现繁荣的承诺，可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教训：

制造业不可替代。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不经历工业化的前提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数字时代亦然。全世界数字支持型服务业最繁荣的南方国家是印度，其服务出口确有顺差，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赤字仍大于服务业顺差。问题不在于数字服务业本身，而在于它的世界市场体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众多南方国家实现经济追赶。

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产业政策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需要一些产业政策，但限制严格，仅用于修补边际上的市场失灵。而从经济结构与工业化的视角看，政府必须承担起大规模协调制造业投资、化解工业化进程中各类矛盾的角色。

依附外来投资者几乎不可能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二三十年前承接外商直接投资，尚需在东道国建立必要的上下游产业链；而今天生产工序的碎片化已到了这样的地步：跨国企业只在东道国从事组装或特定的劳动密集工序，其余环节一概不落地。过度依附国际投资者，国家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产业政策的回潮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的新机遇。一些南方国家甚至欢迎中美贸易战，期待产业借此转移到本国；而过去南方国家一使用产业政策便遭国际组织限制，如今美国自己也在推行产业政策，还封杀了WTO上诉机构，政策空间似乎随之打开。

对这种乐观判断，秦北辰提出两点保留。其一，南方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并未随之增长。从全球产业政策的分布看，最富的20%的国家推出了全世界约75%的产业政策，最穷的20%的国家却只推出了0.4%。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虽也期望以产业政策助推工业化，却力不能及——既缺乏经济资源与政府能力，更在于：过去毕竟还有一套制度环境，如今连这套制度都已不复存在，南方国家于是直接暴露在北方国家赤裸裸的权力压迫与威胁之下。所谓在地缘政治中“渔翁得利”的图景，并未出现。

其二，“桥梁国家”的产业扩张，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所掌控。以越南为例，越南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但顺差结构显示：顺差全部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越南本国企业的制造业出口不盈反亏。反观中国的历史进程，GDP、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同步攀升；而越南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产业规模的扩张，仍困于劳动密集型工序，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规模上的扩张，并不等于产业的自主发展。

至于如何从南方国家的角度构建新的发展理论，秦北辰提出四点思考：

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思想，更是一套哲学与意识形态思想。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实际保障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另一部分人（例如劳工）的权利反因此被剥夺。

应更加关注生产与就业，而非单纯的效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关心效率，这种不顾生产侧的讨论对南方国家有害。正如一个著名说法：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生产薯片与生产芯片并无二致，对南方国家而言甚至生产薯片更好，因为符合其比较优势。但从长远看，一国即便今日没有比较优势，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努力逐步积累能力，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框架所不容许的。

政府的作用不在“要不要”，而在“要什么样”。经济活动必然处在政府的规制之下，真正的问题是需要一个怎样的政府、如何制定产业政策。

南方国家需要合作思维，而非彼此竞争的思维。面对权力巨大、对跨国生产高度主导的北方跨国企业，单个中小型南方国家既难以抗衡，也难在合作生产中实现产业升级；各自为政地与北方谈判，极易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南方国家唯有联合起来谋划产业发展，才更有可能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境。

▍维杰·普拉沙德：主权先于比较优势，发展需要一场去殖民化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将当下的讨论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之中。

他回顾道，1960年代中期，政治独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解决，紧随其后浮现的正是经济主权问题：恩克鲁玛在1965年称之为对新殖民主义的突破，即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外国融资、进口技术与储备货币的四重依附。然而从196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北大西洋世界的信贷危机，在世界的主要论坛上谈论这些依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美国从一开始就试图把这类讨论挡在门外：阻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成立，又另行创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窒息第三世界就贸易、发展与产业政策展开全球讨论的努力。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中，核心议题只是西方应如何维持其补贴体系、全球南方又必须如何拆解自己的补贴与关税安排；依附、产业政策、国家计划、经济主权，这些问题统统逐出谈判桌之外。

如今这一空间得以重新打开，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经济、至少是制造业的重心已转移到亚洲；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日益依赖制裁、关税与军事力量，以补偿生产性支配地位的衰落。西方出现了一种没有投资的产业政策回归，但缺乏投资能力，再多的报告也只是废纸；而全球南方对产业政策的诉求，指向的是建设主权性的生产能力，从粮食主权直至工业主权。正因为投资问题摆在中心，南南合作才被提上日程，即由南方的“火车头”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在融资、打破技术垄断、打破自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供应链等方面提供协助，其载体包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金砖国家的金融机构、本币结算与技术共享等。他强调，这样的合作还远远不够，因为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南方国家能够独自摆脱依附。

普拉沙德进而提出一个核心论点：发展作为一种概念与实践，从来不是政治中立的。任何发展都内含“为谁发展、由谁发展、发展朝向何种社会目的”的追问，其中的政治行动方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对此有独特贡献——解释中国如何打破依附陷阱，不必诉诸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而应回到社会主义的政策本身。他呼应杨平的判断：中国革命打断了社会等级制的脊梁。发展不等于再分配，也不靠转移支付，而是依靠长期规划、对战略部门的公共控制，以及将投资导向社会需要：消除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普及教育、缩小区域差距。社会主义的要义，是在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扩大民众福祉，二者缺一不可。

他同时呼吁摒弃若干虚假的对立：全球化与孤立、市场与国家、计划与市场。市场是跨历史的现象，从来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被建构、被规划出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必须有积极的协调，而国家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如在中国与越南的经验中，共产党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由此他提出，主权是比比较优势重要得多的起点。一国可以拥有任何想要的比较优势，但若没有主权，就无法掌控自身优势的定价。赞比亚坐拥大量铜矿，看似具备比较优势；可一旦瑞士矿业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将铜运走，这种优势便荡然无存。唯有当一国对本国原材料拥有主权、能够就地加工并获取附加值时，优势才真正成立。国际贸易理论长期以“比较优势”作为章节标题，实则极具误导性。

同样，金融与货币政策也必须被整体地思考。萨赫勒地区的若干小国至今仍以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 franc）彼此贸易，而西非法郎由法国政府背书、其利润最终沉淀于法国国库。这些非洲国家本应拥有自己的区域货币。倘若把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打通，例如在本地制造太阳能板与小型电网，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便能释放大量外汇储备、改善国际收支，货币体系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从属也会随之减弱。而将这些环节强行切开、以货币政策施压迫使经济规划就范、进而压缩产业政策，恰恰是IMF政策制定者惯用的做法，南方国家必须予以抵制。

发言的最后，普拉沙德回到核心命题。近四十年来，发展被当作技术性操作，即融入那些由别处治理的市场。但发展必须重新被理解为一项政治工程——一项关于主权、生产性转型与人民解放的政治工程。上一代反殖民主义者为把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斗争，完成了国家的去殖民化；今天这一代人则必须完成尚未完成的部分，即发展本身的去殖民化。这要求把主权真正放到桌面上，不是作为法理或行政意义上的术语，而是实质而完整的主权。唯其如此，发展才能成为一条真正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结语

从杨平的七组关系，到秦北辰对产业依附机制的剖析，再到普拉沙德对主权与去殖民化的呼吁，三位嘉宾的发言共同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承诺已经破产，但取而代之的不会是任何一套现成的模式，而必须是一种从全球南方自身的历史经验与当下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理论。这套理论应把生产而非效率、主权而非比较优势、合作而非竞争置于中心，承认国家与政治行动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