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就跟几位小天才们线下聊天，其中最小一位是还在高中的，就在搞机器人了。”上个月，某个投资人交流群里，一位群友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话题的开始，是一位昵称叫做宽霖的群友询问大家有没有“AI小天才”类型的创业者相互引荐。这倒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毕竟风险投资本来就是要“投早投小”，这波AI创业大军里，不论国内还是国外，00后早就已经是主力，我们之前报道过不少年轻创始人的样本。
但这一次，讨论的边界很快被推得更远。大家聊着聊着，有人提起，“AI小天才”已经下探到高中阶段。
作为一个按部就班长大的人，面对这些过早展开的人生路径，我很难不产生某种复杂的感受。对大多数人而言，高中几乎是做不完的试卷、上不完的补习，创业压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现在，一个尚未走出应试体系的人，既可以是技术前沿的探索者，也可能成为被资本提前下注的对象。
类似的故事，硅谷已经率先上演。2024年成立的美国AI智能体公司Aaru，其核心业务是通过整合人口统计与心理特征数据构建模型，生成精准用户画像，并利用数千个AI智能体模拟人类行为反应。在创立这家公司时，联合创始人Cameron Fink和Ned Koh分别只有18岁和19岁，技术负责人John Kessler也只有15岁。创立之初，Kessler甚至尚未达到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年龄，他的父亲代为签署投资文件。
在国内，这样的势头也已经开始出现。以真格基金为例，过去这一年，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汉等多个城市举办了15场00后活动。以2026开年的北京场活动为例，参与活动的人平均年龄是23.84岁。这些“小天才”愿意在一个兴趣里熬很久。Top 1%、百万UP主、写歌10年、看过1B网文、3天内从0手搓、4天把YouTube账号做到20万，他们用一组组可验证的极致数字来证明一件事：我真的干过，而且干到了一定强度。
人才难求，天才更是难遇。在FOMO情绪充斥的风险投资圈里，谁都希望能做到投早投小，但是对于高中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投资人更多还是持观望态度。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俞豪男有着自己的观察。作为真格基金00后计划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创业者难以被“孵化”，创业的本质是“干中学”，很难通过提前设计路径来完成。
也有人试图在更早的阶段介入，探索另一套逻辑。宽霖最近组织了一场黑客松，“挖到了四个很牛的高中生”，有人保送Stanford University，有人进入Tsinghua University攻读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在此基础上，他甚至开始进行方向引导，从continual learning、agent safety，到world model和physical AI。在他看来，相比在更后期“挑选”，从0开始培养这些潜在的小天才，反而更有价值。
而在宽霖接触和引荐的年轻人中，张宇凡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目前大三辍学的他，正在做一款嗅觉科技产品。他在高中时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是典型“早启动”的年轻人。最初是宽霖将他引荐给我，在宽霖看来，宇凡“有想法，性格上也有吸引力”，尽管自己无法直接投资，仍然帮他对接了多位投资人。如今这个年轻人已经完成天使轮融资，正在推进A轮。
以下是俞豪男、宽霖和张宇凡的讲述：
01.俞豪男
真格基金投资经理、00后计划负责人
我在真格这边，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在负责“00后计划”。所以我日常会遇到和接触大量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会一直跟着他们，看他们在做什么、在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拍脑袋发起的。当时是在内部讨论，大概是2023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整个AI浪潮的到来，大家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会有一波新的产品形态和新的创业机会出现。那问题就变成，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更早、更有效地接触到这一批新一代的创业者。
可能有人会问，00后、98后这种标签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自己的看法是，本质上大家其实都是在找“年轻人”，这些标签更多是我们与新一代创业者建立连接的对话方式。
但也有一种挺有意思的说法，创业者其实也是有“vintage”的。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创业，和他出生年份关系不一定那么大，反而和他在18岁、22岁、26岁这些关键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更相关。所以才会有人去定义什么98后、00后。但对我们真格来说，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年龄界限。我们不会要求你必须是00年以后出生，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愿意出手。
从我自己的体感来看，这一批年轻人做的方向最多的仍然是to C的智能硬件和to C的AI应用。这个也挺好理解的，因为这些方向本身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感知更直接，也更容易在很早期就开始动手做。他们往往有几种比较典型的特质。
一类是，他们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所在，而且是那种可以持续很多年的热爱。我见过有人在小学就对飞行产生兴趣，初中开始准备考飞行执照，高中就真的开始自己开飞机，工作室里摆满了自己从小到大做过的各种航模。你会觉得他其实不是“选择创业”，而是在顺着自己的人生主线在走。
还有一类，是他们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半社会化”的环境，去做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比如参加机器人比赛，这种其实特别典型。你要组团队、要做产品、要在比赛中赢别人，这整个过程，本质上和创业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到了大学毕业突然决定创业，而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一些类似创业的事情了。
这几年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国内整个环境在快速变化。无论是VC生态，还是社会整体，对于这种非常年轻的创业者，支持力度都在明显增强。
像我们在2022年开始做的Summer Grant，本质上就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有很多还在读书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强的探索欲，但不一定想要直接辍学创业。那我们就给他一笔钱，让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项目。
这个钱是以奖学金的形式发的，不要求你注册公司，也不要求你立刻变成一个“创业者”。只要你有足够强的探索意愿，有特别显著的长板，我们就愿意支持你。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在用一种更“前置”的方式去接触这些人。不是等他已经是一个成熟公司了再去看他，而是在他还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建立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的提供帮助。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最有效的两种方式。
第一，是把他放到一个高密度的人才环境里，尤其是同龄人之间。当一个人身边全是很厉害的人，他身上那种自然的、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驱动能力会被释放出来。这其实也是“00后计划”在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是尽可能帮他们去连接那些他们想见的人。比如更成熟的创业者，或者已经做成过事情的人。当他们有机会直接和这些人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自发地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你讲一万遍道理，不如他自己去做一遍。甚至不是做一遍，而是在真实的环境里，反复拿反馈、反复试错。
我们内部一直有一句话，叫“投其所长，不计其余”。意思就是，对于一个创业者，尤其是很早期的创业者，要看他的长板有多长，而不是他有多少短板。因为说实话，一个刚开始创业的人，一定是有很多短板的。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带过团队、没有管理经验、没有商务经验，也没有显赫的“战功”，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因为这些不投他，那其实就会错过几乎所有年轻创业者。
我们更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展现出某种非常突出的能力，或者某种很强的驱动力。至于那些短板，只要不是本质性的，很多都是可以在过程中习得的，是会随着时间变化和成长的。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犯错的是混淆经验与能力。你不能因为一个年轻人还没有管理经验，就否定他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可能性。
02.宽霖
宽霖社区创始人、某头部早期机构实习生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因为我现在才大三。很多投资人朋友一开始知道我的年龄都会很惊讶，尤其是知道我已经在做“宽霖社区”接近一年了。差不多是从大二开始，我就在做投资人和创业者的社区，同时也在帮一些天使投资人去看项目。
但真正让我开始对“更早期的人”产生兴趣，其实是从一场黑客松开始的。
当时我在厦门办了一场黑客松，我们本来只是想调研一下当地的科创环境，就跟团队一起跑了很多学校。后来我们去了厦大的翔安校区，那边基本全是理工科。当时我们还在那里偶遇一场面向小学初中生的科创比赛。
那次给我的冲击特别大。因为我发现，那些可能来自普通学校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可以用3D建模软件做出可以运行的东西，甚至还能直接用3D打印打出来，而且是能真正work的。他们的想象力也非常强，而且很多家长是支持他们做这些事情的。
那一刻我其实在想，厦门并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但已经有这样的科创土壤了，那是不是说明整个中国的科创教育，已经在往更早的阶段下沉，从大学慢慢往义务教育走。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些更年轻的群体。后来我又和一些前辈交流，我有个学姐在上海的Spark Lab待过一段时间。她跟我讲，他们当时接收过不少高中辍学、甚至休学的创业者，而且这些人有的可以在一个月内做到几百万的营收。
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其实更大。因为你会发现，高中生这个阶段，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他的思维框架还没有被完全固定。尤其是在一些环境比较开放的地方，比如上海、深圳，这些学生本身就更早接触信息，再加上家庭支持，他们很容易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探索世界。而且我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高中这个大多数人都在应试的阶段，敢于逆着这个路径走出来，本身就说明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种“不一样”，在我看来，比他当下做的项目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投”更重要。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在高中阶段就做出一些非标准选择的人，本质上就是我们在找的那种“投早投小”的人。
再往后，其实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搭一些路径，去持续接触这些人。Spark Lab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会去关注Spark Lab里面的一些核心成员，比如像我那个学姐，她负责过不同期的session，她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里面有哪些创业者是比较有潜力的。同时，我也会把我觉得不错的年轻创业者推荐进去，相当于形成一种互相反馈的关系。比如之前有一个05年的创业者，他做的是一个AI哲学阅读器。我跟他聊完之后，会觉得他这个阶段其实更适合去孵化器，于是我就把他推荐到了Spark Lab。后来他也顺利入孵，现在已经出来开始做第一轮融资了。反过来，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他觉得不错的年轻创业者。
我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高中创业者其实是有不同类型的。
有一类是比较“顺”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是高知，给了他们很大的空间去试错。这类人因为试错成本很低，所以可以很早开始探索，也比较容易在早期就成熟起来。
但还有一类人，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做消费科技的创业者，他原本也是名校，但后来和家里闹矛盾，被断了经济支持。他在高中就开始思考怎么活下去，于是开始做教培，自己去跑学校、找老师、组团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商业化，后来也积累了几十万的启动资金。
这种人其实是在逆境中被逼出来的。他没有标准路径可以走，所以只能去找非常规的方式。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执行力、韧性，都会特别强。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看这些年轻创业者，不太会只看他当下的项目，而是更看他这个人是在什么环境里成长出来的，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也会去刻意延长观察周期。比如有时候我在群里看到一个人讲一个很“怪”的idea，我不会立刻判断他行不行，而是会先加他，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看他有没有变化。
之前我在一个机器人群里，就看到一个创业者一直在被别人质疑，但他每天都在讲自己的想法，还在持续招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至少有一个点是很明确的——他很有韧性，而且不太在意外界评价。后来我加了他，一个月之后再去看，他已经把团队搭起来了，BP和demo也都做出来了，而且不只是功能，包括整体的审美、表达，都做得很完整。那一刻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能把事情落地的人。
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位置，我现在没有决策权，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陪伴者。哪怕机构最后不投，我也会继续跟这个人。我可以帮他介绍客户、供应链、投资人，甚至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去听他讲他的困惑。因为如果你是投资人，对方一定会把缺点隐藏起来；但如果你是朋友，他反而会把更真实的一面告诉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个人。只要我认定这个人是对的，那我愿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陪着他成长。
03.张宇凡
嗅觉科技领域创业者
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五年级的时候，我本来有机会进一个很好的早培班，那种路径是很清晰的，基本就是一路到清北。当时我对自己的预期也很简单，就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后来因为户口的问题，我六年级被迫去了天津，这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
刚到天津的时候，前半年是家人陪我，后来就完全变成我一个人生活。那时候年纪其实很小，但也没有人特别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也就这么接受了。吃饭要么在外面解决，要么自己做，生活上很早就开始独立。
我后来回头看，会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是有一点被抛出来的感觉。父母在北京照顾我弟弟，我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再加上环境完全陌生，周围的人、他们在意的事情、他们的思考方式，我都觉得格格不入。也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做很多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一些挺复杂的环境。慢慢地我意识到一个很现实的点：很多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兜底的，只能自己解决。这种状态逼着我去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东西。
我从小是那种正义感比较强的人，有些事情会本能地觉得“应该去做”。有一次在北京南站，我看到有人偷手机，还想转手卖给我，我直接把手机抢过来交给警察。当时其实没想太多，就是一种直觉。但后来我开始反思这种直觉本身：“对”和“错”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怎么办，是不是很多东西只是人为建构的。
这些问题让我慢慢变成一个很大程度上活在自己思想世界里的人。到现在也是这样。我后来会觉得，这种状态对创业反而是有帮助的，因为你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一套还没有被证明的东西。
我不认为赚钱是很难的事情，事实上我在这方面也算比较顺的。第一次“赚钱”，是在初三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雅思成绩还不错，就想着用这个做点事情。我先做了几场免费的线上讲座，在家长群里传播，教怎么背单词、讲构词法。一次来了差不多四百人。后来我开始收费，一节课19块钱，大概有两百人报名。两小时一节课，一次能赚三四千块，总共上了不到十节课，就赚了小几万。加起来实际授课时间可能也就十几个小时。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很明确地意识到，赚钱这件事本身其实不难。你只要找到一个短期的供需缺口，把自己的能力直接变现就可以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赚这种小钱没有太大意义，它更像是一个“套利”，而不是创造长期价值。
渐渐地，我开始对“更大一点的事情”产生兴趣。从初中开始，我读了很多哲学，也搞过一些挺“奇怪”的事情，比如拉大学教授给中学生讲哲学。我那时候几乎确立了未来的目标和使命，成为一个对时代精神有总结和引领能力的思想型人物，比如“这个时代的黑格尔”。
后来在高中，我停课两年，声称为了学习竞赛，但实际上更多只是为了规避高考。一段无所拘束的奥德赛时光让我有很多机会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比如去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田野调查”般的切身体验，比如高考前三个月整合一些老师和竞赛生以及机构客源做高考培训。我从中获得不少，无论是林林总总几十万的收益，还是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更真实细致的了解。当然，最后学业马马虎虎，竞赛只拿了一块铜牌，高考也恰如其分的扑街了，这让我意识到一些传统的科研或进厂路线或许并不适合我。
真正开始创业，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状态很差，对学校和环境都不适应。直到有一天，我在商场里闻到一个味道，突然被拉回到七八年前一个具体的记忆场景。我第一次很强烈地意识到，嗅觉可以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直接连接记忆和情绪。
这个瞬间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发点。我开始系统地去看香水这个行业，越看越觉得它的问题很大。成本结构极度不合理，产品形态非常原始，用户几乎没有控制权，本质上是一个被品牌叙事支撑的行业。
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品类是可以被重构的，尤其是在当下，象征性主导的消费逐渐让位于体验性主导，中心化的权威叙事在逐步瓦解，而技术革命所释放的指数级别的注意力又将回归人们自身。
最早的方案其实是做渠道——做线下的香水分发设备，让用户可以低门槛按次体验ai定制化的气味。但在执行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如果没有真正强的产品力和品牌一致性确保体验，这种渠道是没有壁垒的。所以我开始转向做产品，想做一个可以“播放气味”的设备，让气味变成一种可以被控制、被表达的媒介。
这个转向其实非常痛苦，因为它意味着之前很多尝试要推倒重来。团队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最开始我找的人基本都是身边的同学，大家关系很好，但能力结构不完整，对事情的理解也不够深。这种状态下，我们做了很多尝试，也犯了很多错误。我把之前赚的钱投进来，加上第一轮融资和大家一起投入，前后亏掉了接近三百万。
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在“做一件有结果的事情”，还是在“带着一群人一起经历一个过程”。我后来意识到，我之前的心态其实有点偏后者，这在创业里是很危险的。和做生意不同，创业不是请客吃饭，创业是要流血的革命。所以我开始重建团队，把规模缩小，但提高密度。现在团队大概五个人，但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事情上“不可替代”的角色。技术、产品、设计、营销，每一块都有明确的负责人，而且他们不是“方便找到的人”，而是“必须找到的人”。
融资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让我变化很大的阶段。第一轮融资我非常顺利，几天就拿到多个TS。但第二轮完全不同。我见了将近一百个投资人，跑了三个月，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件事“有意思”，但选择观望。他们的顾虑很典型：团队太年轻，没有主流背景；项目不像他们偏好的AI叙事；以及一些他们无法量化的不确定性。
这段时间一开始让我很动摇。我会想，是不是要去讲一个更符合市场预期的故事。但慢慢我发现，如果你为了融资去改变自己对事情的理解，那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市场。
所以我后来对融资的看法变了。我不再期待“被普遍认可”，而是接受“只被少数人理解”。甚至我开始觉得，不被理解本身是一种筛选机制。如果一开始所有人都看懂，那这个机会大概率也不属于你。
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从外面看可能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对我来说，它是我目前理解世界之后，最自然的一个选择。甚至我可以说，使命感就意味着，从第一天我就会知道这件事属于我，而往后经历的一切高低起伏、逻辑论证和福至心灵的时刻都只是为了让自己体认这种必然性的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