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完整引用
作者：guan_16491594291544
今年 77 岁以下农民没有养老金的，完全是个人责任。
交过公粮不能等同于交过社保，交公粮是农民的义务，公粮中包含了农业税（国家不给钱的）和卖余粮（国家给钱的），不能等同于交过社保。现在不少个体户交了十几二十年的税，就可以不交社保，老了就白领养老金吗？
生产队时农民养老由集体负责，只要集体存在，农民养老就有一定的保障。
后来分田单干了，集体没有了，养老归个人或子女负责了，想象中单干有积极性了，农民可以富裕了，农民养老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没有及时制定农民也可以交社保的政策，等发现农民养老成为严重问题时，时间到了 2009 年。
2009 年推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们俗称（新农保）有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个筹资渠道，但 2009 年已年满 60 岁的老农民已过了交社保的年限，只能领 100 多元的基础养老金，一直到现在。
如果实行单干的同时也制定农民和城市一样交社保的政策，现在老农民要好过的多。
今年 77 岁以上的老农民 100 多元的基础养老金，很难保障养老生活，原因在于他们 2009 年 60 岁前想交社保也没有地方交去。所以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将生产队时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以提高今年 77 岁以上老农民每月的养老金，或补交社保来提高。
2024 年开始，农民满 60 岁就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领养老金了，当然要从 2009 年开始交满 15 年社保 (到 2024 年)，同时想领的多就需要交的多。
2024 年开始，农民满 60 岁而没有养老金的，完全是个人责任了，能交社保而不去交，就不能再怪国家和社会了。
作者：工农结合
还是那句话了。谁让你们同意解散公社的？你们找谁去。我们知道下岗工人，辞职公务员。也没有退休工资的。
作者：鬼谷道场
国家原来的制度设计对于农民养老是有制度安排的，集体经济责任中就包括养老，集体有提留款，公积金公益金就是干这个的。然后包产到户解散了集体经济，原先附有在集体经济上的福利就自然取消了，这个该找谁？国家后来对于农民养老给予优惠，只要交社保 15 年就可以领退休金。农民有钱盖房，有钱打麻将，就不买社保，这个责任国家不可能承担。
万丈高楼平地起，起点低也是工业，他们是为社会生产而不是自我消费就是社会化生产。美国的经济学界对社队企业评价极高，而中国经济学界装聋作哑。现在的许多民企有许多就是从社队企业起家的，这是事实。集体经济运作的逻辑就是 “小集体封闭自足”，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集体经济就是分工组织，而分工造成效率提升就必然要求这个经济体把生产社会化，要把产品销售到全国，你连基本的经济原理都不懂就胡扯八道。从最早的七里营刘庄的社队企业开始，中国的社队企业的生产就是社会化的。
以上三位作者三段内容，看似形成了一套 “历史闭环” 的逻辑：从 “交公粮只是纳税义务”，到 “集体经济本有养老安排，解散后责任自负”，再到 “有社保渠道不缴全是个人责任”，层层递进地将农民养老的系统性困境，全部归咎于农民个体的选择与责任。
尤其是 “集体经济养老论”，更是用美化后的历史叙事，彻底甩脱了改革进程中制度设计缺位的公共责任。
但这套话术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对现实的选择性无视，以及对公有制本义的根本性背离。
一、将 “交公粮” 窄化为 “纳税义务”，是对计划经济历史的刻意阉割
作者称 “交公粮是农民的义务，不能等同于交过社保”，甚至用 “个体户交税不能白领养老金” 做类比，看似逻辑通顺，实则刻意回避了计划经济时代最核心的历史事实：公粮从来不是单纯的农业税，而是农民为新中国工业化提供的核心原始积累，其性质与城镇国企职工的劳动贡献完全对等。
1953 年统购统销制度推行后，农民的余粮并非自由市场交易，而是由国家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的 “统购价” 强制征收；与此同时，城市工业产品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村销售，这一进一出的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最核心资金来源。据学界严谨测算，仅 1953-1978 年，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贡献的积累就超过 6000 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的总值。除此之外，农民每年还要承担大量无偿/低偿劳役，修水库、筑堤坝、建公路、修铁路，用劳动力为国家基建兜底，这些贡献同样没有被计入任何市场化对价。
这笔跨越几十年的持续付出，和城镇国企职工以低工资、高积累为国家创造的工业积累，本质完全相同。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的工龄，被国家全额认定为 “视同缴费年限”，无需个人补缴费用，直接纳入养老金核算；而农民同样为国家原始积累付出的公粮、义务工，却被一句 “只是纳税义务” 一笔勾销，这是最直白、最根本的双重标准。
而用 “个体户交税” 做类比，更是完全的概念错位：个体户的纳税，是市场经济下自由经营的法定义务，其经营收益、定价权完全由市场决定，从未被强制低价让渡核心劳动成果；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没有生产经营的自由选择权，没有产品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二者的 “纳税” 从性质、前提到对价，没有任何可比性。
二、“集体经济养老论”？
以鬼谷道场为代表的 “集体经济养老论”，核心逻辑是 “集体经济本就有养老的制度安排，包产到户解散了集体，福利自然取消，责任该农民自己承担”。这套说法看似抓住了 “制度变迁” 的脉络，实则从根上就违背了历史事实，更是用个别特例冒充普遍现实。
第一，“集体经济天然承担养老责任”，本就是不符合历史的假象
这套论调称 “公积金、公益金就是用来给农民养老的”，但 1962 年正式施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明确规定：公积金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兴办基本建设，公益金仅用于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核心是覆盖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 的五保户。
从实际执行来看，生产队的公积金提取比例常年控制在可分配总收入的 5% 以内，首要用途是购买农机、化肥、兴修队内小型水利等生产性开支，丰年尚且捉襟见肘，灾年连基本生产投入都无法保障，根本没有余力用于普通老人的养老保障；而公益金提取比例仅为 3%-5%，除了覆盖极少数五保户的基本吃穿，还要承担村集体托儿所、医疗站的微薄补贴，能用于普通老人养老的资金几乎为零。
所谓 “集体经济的养老保障”，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村老人而言，不过是 “工分照顾分点口粮” 的低水平自保；即便是被反复提及的 “五保户” 制度，也仅覆盖农村总人口中不足 1% 的极端困难群体，与 “养老成为社会功能” 的说法相去甚远。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与城镇公有制，从根上就不是同一个概念
“集体经济养老论” 的另一个核心谬误，是刻意混淆了农村 “孤岛式集体” 与城镇 “全国共济型公有制” 的本质区别。
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 “公有制”，也是被户籍、地缘和行政边界切割成无数碎片的 “孤岛式集体”—— 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集体积累只能在本队内部使用，无法跨村、跨乡、跨县调剂，更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济。一个城郊的富裕村，集体积累再多，也不能用来补贴隔壁山区贫困村的老人；而城镇的公有制，却是依托国家财政、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调剂、互通有无的大网 —— 城市国企的利润可以通过财政统筹，补贴全国的职工社保；机关事业单位的保障，可以依托全社会的公共资源实现兜底。
这种 “共济范围” 的天壤之别，与 “经济发展阶段” 无关，是先天的制度性割裂。哪怕农村集体经济一直维持，一个山旮旯里的封闭小集体，仅靠几亩薄田的产出，也永远不可能和哈尔滨的国企职工、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达到同等保障水平。用 “集体经济本可以实现高保障” 的幻想，掩盖这种先天的制度性割裂，本质上是偷换了 “公有制” 的核心内涵 —— 公有制的本质是 “全社会共同占有、共同受益”，而非 “小集体自我封闭、自我负责、自生自灭”。
第三，用 “社队企业的神话”，掩盖集体经济对社会化生产的本质性束缚
为了证明 “集体经济能实现财富几何级增长，最终实现高保障”，这套论调反复提及 “社队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开端”“很多民企从社队企业起家”，甚至称 “集体经济就是为了分工和社会化生产构建的”。但这套说法，既无视了社队企业的真实发展现状，也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从真实数据来看，1978 年全国社队企业总数约 152.4 万家，总产值 493 亿元，看似规模庞大，但其中 90% 以上是铁匠铺、砖瓦窑、小磨坊、粮油加工这类服务本地的小作坊，真正能称得上 “工业” 的不足 10 万家，且 90% 以上集中在沿海、城郊等交通便利、靠近市场的地区，广大中西部山区、偏远农村的社队企业，几乎一片空白。用沿海富裕村的个别成功案例，论证 “全国农村都能靠社队企业实现高保障”，就像用彩票中奖者论证 “买彩票能发家”，本质上是用特例冒充普遍规律。
更核心的是，社队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集体经济体制的成果，恰恰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 “隐性突破”。社会化生产的核心前提，是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专业分工能跨区域协作。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力被户籍制度死死捆在生产队，社队企业想雇佣外村工人需要层层审批；产品流通被供销社、国营运输公司垄断，没有行政批文就无法跨省运输、自主销售；生产设备、技术资源被优先供应给国营企业，社队企业只能买到淘汰的二手设备。这种对要素流动的全方位限制，从根上就与 “社会化大生产” 的要求相悖。
那些最终发展壮大的社队企业，无一不是靠偷偷突破体制限制、私下搞市场化流通才活了下来；而它们真正成长为社会化的市场主体，恰恰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之后，彻底摆脱了小集体的体制束缚才实现的。用 “社队企业后来发展成了民企”，反过来论证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完全是颠倒了因果。
而 “每个乡村都能靠集体经济搞工业、实现高保障” 的设想，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社会化生产的效率来自规模效应与比较优势，工业发展需要交通、市场、技术等稀缺资源，全中国的市场容量、资源总量，根本不可能支撑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分散式工业。强行让每个封闭的小集体都搞工业，只会导致资源错配、重复建设、效率崩塌，别说实现高保障，恐怕连基本的生产秩序都维持不住。
第四，用 “解散公社是农民的选择”，完成最核心的责任甩锅
这套论调最终的落脚点，是 “谁让你们同意解散公社的，你们找谁去”“集体解散了，福利自然取消，责任自负”。这是对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根本性颠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国家层面主导的、旨在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绝非农民 “私下同意、自担后果” 的个体选择。公社时期，农村养老本就是低水平的集体自保，国家从未接过农村养老的兜底责任；而在推行分田到户、解散集体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并未同步建立替代集体经济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改革进程中明确的制度设计缺位。
更讽刺的是，同样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城镇国企、机关事业单位改制时，国家会用 “视同缴费年限” 为职工的历史贡献补账，会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职工的养老权益；唯独到了农民这里，政策一变，原本就极其薄弱的集体保障就 “自然取消”，连最基本的衔接政策都没有，最后还要反过来指责农民 “自己选择解散公社，活该老无所养”。这既背离了改革 “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的初衷，也完全无视了农民作为改革参与者、贡献者的合理权益。
三、“2024 年后没养老金全是个人责任”，是无视城乡现实差距的 “何不食肉糜”
作者看似认可了 77 岁以上农民的制度性困境，却将 2009 年新农保推行后、未缴满 15 年社保的农民，全部归为 “个人责任”，甚至称 “农民有钱盖房、有钱打麻将，就是不买社保”，完全无视了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现实，本质是用 “规则公平” 掩盖了 “起点不公”。
其一，是城乡收入的天壤之别。2009 年新农保推行时，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 5153 元，中西部偏远地区、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刨除种地成本、子女教育、看病开支后，能结余的可支配收入寥寥无几。新农保看似门槛极低，对很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而言，依然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刚性开支；而最高档每年 5000 元的缴费，更是要占到农民年收入的近四分之一，相当于一家人半年的口粮钱。不是农民 “能交而不交”，是 “想交却拿不出钱”。
其二，是参保机会的系统性缺失。2009 年前后，全国有超过 2 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中小工厂，根本不给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职工社保，大量农民工想参加保障水平更高的职工社保，却无门可入；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新农保的政策宣传、办理渠道在偏远乡村严重缺位，不少农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政策。把制度缺位、机会不均造成的结果，全部归咎于农民 “个人不努力”，既不符合事实，也毫无公平可言。
更核心的是，作者只要求农民 “和城市居民一样交社保”，却绝口不提城乡社保制度从设计上就存在的巨大差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承担大部分统筹缴费，有全国统筹、国家财政兜底，养老金连年上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几乎全靠个人缴费，仅配套地方财政微薄的基础补贴，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差。这些本身就把农民逼到了 “缴不起、领不多” 的困境，怎能全怪个人？
四、回望历史，更能看清这套话术的虚伪与双标
作者 “工农结合” 拿下岗工人、辞职公务员 “没有退休工资” 做类比，看似是 “拉平公平”，实则是偷换概念、用 “比惨” 转移矛盾，更隐藏着一套延续了几十年的、挑拨工农对立的话术逻辑。
首先，下岗工人绝非 “没有退休工资”：国家明确规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的国企工龄，全部认定为 “视同缴费年限”，哪怕下岗后自行缴纳社保，改革前的贡献也被全额认可，纳入养老金核算；针对下岗工人，国家还出台了社保补贴、再就业扶持、低保兜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而主动辞职的公务员，是自愿放弃公务员的身份与保障，和农民被动处于无保障的处境，性质完全不同。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 “拿农民堵工人的嘴，再拿规则堵农民的嘴” 的话术，早在二十多年前的国企改革中就已经用过。
当年国企改革，大量国企改制、转让，可改制收益并没有平均分给全民，甚至没有真正补偿下岗职工。一大批工人下岗、断保、自谋生路，自己赚钱交社保，独自承担了改革的阵痛。当时一些人同样打着 “反对国有资产流失” 的旗号，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没有可落地的标准、没有真正保护普通工人的可行方案，反而成为阻碍下岗工人合理补偿、阻碍社保基金兜底的借口，最终既没拦住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没护住底层工人的利益。
这些人当年最擅长的话术，就是把下岗工人的合理补偿，和农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张口就说 “只帮工人不帮农民”“全民资产也有农民的一份”，甚至坚决反对将国企改制收益划入社保基金，理由是 “社保基金只针对城镇职工，不包括农民”，硬生生搅黄了最关键的改革兜底安排。直到近二十年后，才有少量国企股份逐步划转社保基金。
可到了今天，又换了一副面孔，转过头来反对给农民提高养老保障。当年拿农民当借口，阻止补偿工人；如今拿规则当大棒，阻止补偿农民。横竖都是他们的道理，吃亏的永远是最苦最累的工农劳动者。
五、这套话术的背后，是宁可农民受苦，也要坐等“历史真理应验”的宿命论
拆穿了这套话术的历史双标与逻辑漏洞，更要警惕其背后隐藏的、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的冷血算计 —— 这套话术的持有者，从始至终就没想过给农民找一条养老的出路，他们只是在用底层的苦难，印证自己那套所谓的 “历史真理”。
他们之所以竭力否定给老农民提高待遇、补历史欠账、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一切可行尝试，并不是因为这些尝试 “无效”，而是因为它们 “不够崩溃”，不足以进入他们设想的 “历史剧本高潮”。
说到底，他们对农民实际上充满仇恨，痛恨农民不听他们的话，不肯顺着他们预设的剧本走，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 “理想世界”或者 “花花世界”。
这些人不是想把社会变得公平些，而是想把他们的预言和“历史规律"变得准确些。宁可农民继续在晚年的贫困、苦难里挣扎，只为能跳出来说一句 “我早说过”。
他们不爱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只担心农民不用等到他们设定的 “历史废墟”，就先一步把日子过好了。他们不是要为农民争权益，他们只是要为自己争 “历史正确” 的位置，满足自己对个人 “历史真理” 的病态审美偏好.
他们百般阻挠那些试图建设性改革的人，从没想过帮这个国家、帮这些农民把日子过得更好，只是等着现实 “应验自己的判断”。
他们不是在讨论养老保障政策，而是在布置话术陷阱；他们不是在推动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改革，而是在制造思想迷雾。
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拒绝承认。因为他们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阐明，而是阻挠；不是论证，而是扰乱。
他们需要农民继续苦难下去，因为只有当群众陷入困境，他们才能跳出来说：“看吧，是你们不听我的话”。
他们反对改善农民的晚年生活，本质是不希望现实有任何被修正、被改进的可能。
他们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要等世界崩塌后，站在废墟上宣布：“我说的没错。”
他们口中没有一句是想让农民今天就能好过一点的，他们要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烂到底，好证明自己那套 “历史终极真理”。
六、这套话术，本质是对公有制本义的根本背叛
很多人拿 “公有制”“国有资产” 当挡箭牌，反对给农民提高养老保障，却忘了公有制最核心的初心是什么。
公有制的意义，不是用来维护少数人的待遇优势，而是让种地的、修路的、盖楼的、进厂的、最苦最累的人，老了都能有口饭吃，都有公平的社会保障。
我们拥有体量庞大的全民所有制国企、国有资产，本应最有条件、最有能力实现全民共济、社会公平，让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几代人血汗的农民，老来能有一份体面的兜底保障。
如果公有制最后变成：城里人、职工、体制内人员享有稳定上涨的养老保障，唯独几代人填坑、输血、扛改革成本的农民，只能拿着每月 100 多元的基础养老金勉强度日，那才是对公有制本义最大的背叛。谁反对给农民公平的养老保障，谁才真正站在人民和公有制的对立面。
说到底，农民要的从来不是 “不用交社保就白拿养老金” 的特殊待遇，而是对他们几代人历史贡献的公平认可，是和城镇职工同等的 “视同缴费” 的制度安排，是一套能真正兜底、让他们交得起、愿意交的养老保障制度。把农民的合理诉求污名化为 “想白拿、想搞特殊”，既对不起几代农民为国家做出的基础性贡献，也背离了社会保障 “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的初心，更暴露了这套话术背后，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只想推卸责任、阻挠底层劳动者获得公平权益的真实面目。
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10个常见借口——别再用套话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