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骨之价，迎万马奔腾——从陈立泉获奖看中国科技创新的“种子与土壤”

2026年7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主席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泉院士颁发奖章、证书。

一枚电池，承载着大国能源的重要使命，沉淀着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的报国坚守。他是中国固态离子学奠基人、锂电池领域开拓者，更是“甘坐冷板凳”五十年的战略科学家。而在同一个讲台上，习近平主席告诫全国科技工作者：“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科技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

话音甫落，86岁的陈立泉从主席手中接过奖章——他用半个世纪的生命，为这句话写下了一份最厚重的答卷。

国家将最高荣誉授予这样一位在无人区默默跋涉的老人，绝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布局，一出现代版“千金买马骨”的大戏。

一、一场迟到了五十年的加冕

1940年，陈立泉生于四川南充嘉陵山区。年少时昏暗的煤油灯照明和辗转求学的崎岖山路，让他对“电”带来的光明心生向往。直至中考首次用上电灯，那份触动让他立下朴素志向：深耕电力领域，让更多人共享光明。贫苦岁月磨砺出坚韧务实的品格，国家的培育之恩永驻心间，成为他一生科研报国的初心底色。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1976年，36岁的他赴德国马普协会固体所访学。彼时全球石油危机爆发，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偏高，能源结构短板凸显。一次公众开放日上，一块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引起了他的注意——能量密度远超传统铅酸电池，有望重塑交通能源格局。看准这一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新赛道，陈立泉毅然跨界转型。他主动向中国科学院递交申请，放弃深耕多年的晶体材料研究，转战国内完全空白的固态离子学领域。回信只有两个字：同意。他用5个月时间提前完成原定的晶体生长任务，随即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方向。

1978年，陈立泉学成归国，白手起家。彼时国内无技术、无设备、无专业人才。他带领团队在物理所一处废弃鸡舍改造的平房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低矮潮湿，不到十平米，裸露的电线杆在下雨天还有漏电的危险。缺设备就改装废旧仪器，缺工艺就扎根生产线当工人。1988年，陈立泉亲手制作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零的突破”。自1981年起，中国科学院在“六五”“七五”期间启动了中国最早的锂电池重大项目；1987年，国家“863”计划“七五”储能材料专题由陈立泉担任总负责人——这些早期项目从论文走向材料、再到产品，为日后产业崛起埋下了火种。

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陈立泉做出一个惊人决定：暂停深耕十多年的固态路线，转向液态锂离子电池——不是因为液态更“前沿”，而是因为那是国家产业化最急需的窗口。1998年，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自主技术，团队建成国内第一条年产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验收意见写道：“依靠物理所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解决了中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和材料制备问题，具有创新性。”

此后，中国锂电产业一路狂奔。2014年，中国锂电产能、产量跃居全球第一。如今全球超七成锂电池产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

功成名就之后，陈立泉从未停歇。2016年，他和学生李泓等创新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攻克固相界面传导世界级难题，形成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3年，高能量密度固态动力电池实现量产装车，我国率先完成固态电池商业化落地。同时，他前瞻布局钠离子电池，开辟能源多元化新路径；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负极材料创新方案，实现万吨级量产、性能全球领先，多项核心技术突破国外专利垄断。

从晶体到固态，从固态到液态，再重返固态并布局钠电池——他从未追逐风口，他只是不断走到风口形成之前。

二、种子与土壤：个人意志的时代底座

陈立泉从一块纽扣电池走向人民大会堂，绝非仅凭一己之力。他的个人意志，始终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1978年，陈立泉回国，恰逢改革开放元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共识。改革开放给了他三个“时代杠杆”：科研自主权下放，让他得以组建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对外开放带来的信息流动，让他能准确判断全球锂电研究的脉搏；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松绑，让“实验室不能停留在论文里”有了制度出口。此后，中国科学院连续三个五年计划都将固态离子学和锂电池列为重点或重大项目，为团队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支持。

个人是种子，时代是土壤。 没有种子的倔强，再肥沃的土壤也长不出参天大树；没有土壤的滋养，再坚韧的种子也只能在石缝中挣扎。二者的相遇，是一个向世界敞开、向未来敞开的国度，与一个向科学敞开、向使命敞开的灵魂之间的必然共振。

三、何谓“千金买马骨”？

如果说时代给了陈立泉“土壤”，那么国家最高奖的授予，就是在向更多人昭示：什么样的“种子”值得在这片土壤中生长。

《战国策》记载：君王派近臣用千金求购千里马，近臣却用五百金买回一匹死马骨头。君王大怒，近臣解释说：“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不到一年，多匹千里马主动送来。买“马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超值”购买行为，向天下释放强烈信号，吸引真正的“千里马”主动归附。

国家最高奖授予陈立泉，战略逻辑与此如出一辙。自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39位科学家获此殊荣；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次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奖金800万元，全部属获奖者个人所得。选陈立泉作“马骨”，因其承载多重象征：“从0到1”的原始创新——开创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甘坐冷板凳”的科研定力——从废弃鸡舍到人民大会堂，五十年如一日；“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的战略自觉——三次“闯关”次次响应国家急需；“育人重于育己”的师者风范——培育黄学杰、李泓、胡勇胜等一批顶尖科研人才及多位产业领军企业家；突破“卡脖子”壁垒——纳米硅负极万吨级量产、多项核心技术打破国外专利垄断。

国家通过这具“马骨”，释放三重信号：对科研人员——国家奖励“源头创新”，而非论文数量；对管理者——要为“冷板凳”创造长周期考核的制度环境；对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绝非空话，国家记得每一个在无人区为民族探路的人。

四、“从0到1”：中美科技竞争的本质差距

如果说陈立泉的故事只是一个起点，那么它所折射的，正是当前中美科技竞争中最本质的分界线：原始创新与工程化能力的区别。

美国科技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基础科学投入和“高风险高回报”的文化。2024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比重约为16%，中国约为6%；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美国约为中国的2.5倍；二战后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美国遥遥领先——这些差距反映了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长期、稳定的制度性优势。美国擅长将物理、化学的前沿发现转化为“最初的1”——正如Goodenough发现钴酸锂正极材料，Whittingham首次报道可充电锂电池体系。在下一代电池领域，美国能源部已布局“Battery500”等项目，目标是将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提升至500Wh/kg，基础研究的前瞻性依然强劲。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更多体现为“从1到10000”的工程化与规模化——把实验室样品变成市场产品，产业化周期之短令世界瞩目。但陈立泉的独特在于，他用个人意志跨越了从“0到1”的断层——既完成中国在该领域的学科开创，又亲手推动工程化落地。这说明中国并非没有原始创新的基因，只是这种基因需要“战略科学家”来激活，更需要制度土壤持续滋养。

习近平主席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陈立泉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真正的原始创新，无法用年度KPI来考核。 若1976年的他面对“三年不产出就淘汰”的体系，根本等不到1988年的第一块电池。正如他所践行的：真正的创新，是把隐性需求转化为现实改变；科研致远，贵在方向精准、勤勉坚守、团队同心。

认清差距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找准发力的方向。 从陈立泉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从来不缺“从0到1”的智慧，缺的是让这种智慧持续生长的制度环境。

五、如何培养下一个陈立泉？

国家授予陈立泉最高奖，表彰的是过去，指向的却是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明确要求：“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这些部署指向同一个追问：如何让更多“陈立泉”涌现？

答案藏在三场变革中：

第一，让“坐冷板凳”的人不被冷落。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所所长方忠说：“陈立泉院士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始终看淡荣誉、看重传承，认为培育青年人才、接续创新突破，才是科研事业的长远价值。”部分单位已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5至10年长周期考核，但“四唯”问题尚未根本破除。德国马普学会以长期稳定资助为核心机制，科学家可连续多年专注同一方向而不受年度产出压力；美国HHMI的 investigator 模式，以人而非项目为核心资助对象，给予科学家长期、灵活的支持。中国需要借鉴此类经验，构建以学术贡献、原创价值为核心的长周期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敢于选择“难而正确”的路。习近平主席还指出，要“加快‘破四唯’，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陈立泉用50年证明——有些价值，只有时间才能衡量。

第二，给远见以舞台。 陈立泉不是被“计划”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战略科学家，是在解决国家最困难的问题中“打”出来的，而非在人才计划名单上“排”出来的。 美国DARPA的项目经理多来自科研一线，拥有充分的选题权和经费支配权。中国需要委托战略科学家担纲领衔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赋予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经费统筹权。可探索建立“基础研究长周期专项基金”，将长周期项目经费比例提高至30%以上——这一比例参考了德国马普学会等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长周期支持实践；在战略科学家遴选中引入“学术同行评议+产业需求验证”双轨制，避免单一的“帽子”导向。同时，需正视制度落地的深层障碍——科研经费分配中的行政化倾向、高校“非升即走”与长周期考核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以帽取人”的惯性思维。破解这些障碍，需要从经费管理、人事制度、评价标准三个维度同步改革，形成政策合力。

第三，从“选育”走向“孕育”。 “选育”是挑选已冒尖的人，“孕育”是创造让更多人能冒尖的环境。陈立泉在废弃鸡舍里做的，不是筛选，而是孕育——为后来者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探索、可以失败重来的空间。他的学生李泓说：“陈老师总是希望大家深耕专业，正视行业竞争、在实干中成长，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报国实效。”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中国可借鉴HHMI模式，设立面向基础前沿的“长周期、高容错”专项基金，将“孕育”从个人选择转化为制度保障，让更多年轻人不必等到功成名就，就能在年富力强时踏上“难而正确”的征途。

鸡舍可以消失，但鸡舍里孕育的精神不应消失。 从一间废弃鸡舍到万亿产业，陈立泉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创新生态，不是靠“筛选”出来的，而是靠“孕育”出来的。

国家科技崛起，从来都是几代人接力奋斗的结果。 陈立泉用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六、结语：以“马骨”之价，召唤万马奔腾

1976年，陈立泉拿起一块纽扣电池时，没人知道它会改变汽车、改变能源、改变全球制造业版图。从深山煤油灯下的光明愿望，到点亮中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从一穷二白的空白起步，到领跑全球锂电产业——半个世纪后，国家以最高奖为这段孤独的旅程加冕。

陈立泉的获奖感言真诚朴实：“这是研究团队一起做出的贡献。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19岁时，他曾郑重写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退休后的他，依旧每日研读文献、打磨技术、指导后辈，步履不停、热忱不减。在他的构想中，“电动中国”绝非局限于电动汽车，而是覆盖轨道交通、船舶、航空的全域电动化图景，是保障国家能源独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国蓝图。

“千金买马骨”的精髓，不在马骨本身，而在其所释放的强烈信号。 国家最高奖授予陈立泉，是在告诉整个科技界和社会：这个国家正以最郑重的方式，为“从0到1”的勇气定价，为“甘坐冷板凳”的坚守背书，为“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的赤诚加冕。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指出，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和团队”——1976年陈立泉从德国带回固态离子学火种，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先行实践。

中美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创新体系的竞争。美国有DARPA、有贝尔实验室传统、有硅谷冒险文化——天然具备“宽容失败、奖励冒险”的基因。中国要缩小差距，既需加大投入，更需塑造一种让探索者感到安全、让坚守者感到值得的社会氛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陈立泉的故事，正是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注脚——从废弃鸡舍到人民大会堂，从一块纽扣电池到万亿产业，他用一生告诉世界：中国不缺“从0到1”的智慧，缺的是让这种智慧持续生长的制度土壤。而今天，这片土壤正在松动。

陈立泉获奖，是这场塑造中最具分量的一笔。它向每一个在实验室里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传递了清晰信号：你的冷板凳，国家看得见；你的远见，时代会回报。

这，正是中国缩小与美国科技差距、打赢未来竞争最聪明的一步棋——以马骨之价，迎万马奔腾。 当越来越多科研人员愿像陈立泉一样，在未来尚未到来时就提前为未来工作时，这场战略布局便达到了它最深远的目的：让个人远见与时代洪流在此交汇，让中国创新的下一个五十年，不再稀缺“从0到1”的勇气与坚守。薪火相传，创新不息，这位耄耋院士的逐梦之路，正是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接续攻坚的生动缩影，也让“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在持续奋斗中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