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期主持人 李欣媛
短视频平台最近流行起了一类拍摄风：围绕“小时候被PUA的话术”，让孩子来接下半句。于是，家庭中常见的情感勒索表述，突然有了别的视角方向——“你长大了”后面不再是“翅膀硬了”，而是“你变成了很厉害的人，我为你骄傲”；“这是我的家”后面不再是“不听话就滚出去”，而是“这也是你的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这个亲子互动梗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有人向异国伴侣提问，以此解构东亚教育思维；也有女生让男友接自己从小听到的话，引发对性别关系的反思。这种隔空问答，为拍摄者提供了迟到的治愈瞬间，也重新点燃了关于家庭言语暴力的讨论。
家庭关系的讨论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流行文化盘点中。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地讨论这些话题？而这些持续的讨论又在当下带来了哪些新思考？
王百臻：在这次公共叙事狂欢中，其它所反驳或指向的话术，早具有某种经典性，并在大众内心深处被固定为可识别的“训诫脚本”。
我搜索了那些更早的、人们想反驳或对抗的表达，比如“你长大了”后面通常所衔接的“翅膀硬了”，发现这是一个颇为传统的暴力性表达。蒲松龄有一部民间说唱作品叫《聊斋俚曲集》，其中有一篇《墙头记》，就有非常类似的表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怪，一个叫二怪。因他翅膀硬了，终日淘气，早早分他出去。”读到这里，我意识到，在清代，人们对这一表达的情感色彩和基调，可能已经与今天高度相似。
如今这种集体狂欢试图消解的，可能是从清代就已出现，并在严肃文学、民间文学以及日常家庭实践中不断固化、最终成为一种近乎俚语的东西。这些暴力话语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经典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面对的已不是一句随意的话或梗，而是某种镶嵌或固化在语言系统深处的暴力象征。而这场狂欢要消解的，正是一种普及度极高、具有国民性的暴力话语。
徐鲁青：我没想到蒲松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翅膀硬了”的说法。可见创造一个隐喻、固化它，并让大众一提起它就联想到特定的事情，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但我也在想，清朝时说的“翅膀硬了”，与小时候父母对我说的“翅膀硬了”，以及现在一个10后孩子听到的“翅膀硬了”，语境会不会有微妙的不同？因为几百年间，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安孟竹觉得原生家庭应该放在历史中看待。大家之所以讨论原生家庭，是因为上一辈人不懂得如何谈论痛苦，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于是将这些情绪压力施加到下一代身上，这导致80后、90后承受了非常多的原生家庭创伤。
但同时，80、90后的家庭结构又有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父母可能从国有单位进入市场。他们变得非常忙碌，父亲可能常年在外赚钱、经商或打工，从不管家；母亲则留在家里，类似丧偶式育儿，对孩子寄予厚望，充满控制欲，许多家庭都有类似的结构。即便如此，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中，大家反复提及同一句话，说明它应该也存在一些心理上的共性。
王鹏凯：“翅膀硬了”存在于一个非常东亚的语境。我们与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密，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直接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翅膀硬了”的潜台词是：你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于家庭单元之外了，或者你试图逃离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不再服从管教。这句话很难在西方语境中听到，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父母是期盼孩子独立出去的，不会将孩子的独立表述为负面，这体现了语境的差异。
在中国，这种表述之所以在年轻一代中被改写或重新叙述，也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阎云翔曾提出“家庭关系的倒转”（upside down），即过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家中最年长的长辈拥有最高话语权，家庭资源由他们管理和掌控。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代以后，家庭关系发生了倒转，最年轻的一代人拥有了最多话语权和家庭资源，他们从小的成长过程中，全家之力都被用于托举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话语权上升。原来那种“你需要服从管教，不能自以为是翅膀硬了”的话语，其效力会相对削弱，但并非完全消失，只是在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它会发生新的变化。
李欣媛：过去的私密创伤，更多是我们自己私下讨论、反思或消化，但现在，它发展成了一种具有公共叙事特征的讨论。大家是否认同这个表述——它正变得越来越公共化，吸引了大量讨论，甚至成为一种潮流。每年都有许多类似的文化梗从中衍生出来，比如去年的“丝瓜汤”。
在我看来，这与数字时代的影响有关。社交平台或短视频平台成为了人们诉说痛苦、拆解痛苦的窗口。话题的转评赞以及算法推荐，让人们迅速形成共鸣，这个过程中，大家会集中讨论。除此之外，网络舆论的推动也加速了传播。从好的方面看，这确实会激发集体觉醒，比如我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遭受伤害，但现在知道了，并会进一步思考原因。但有时我也会想，这个过程中，讨论是否会被流量异化？
徐鲁青：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吗？我感觉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初中时刷豆瓣，有一个很火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成员非常多，微博上也很流行讨论过年回家遭亲戚盘问之类的话题。我印象里这种现象与短视频的出现不一定有强关联。
李欣媛：以前像豆瓣小组这样的讨论，局限于特定话题，但短视频扩大了传播范围，并加入了流行文化的梗。以前我们讨论具体事件，不会将其延伸至娱乐化，但现在一个话题借助网络迷因的影响传播，导致讨论脱离事情的本质。有些人看到这个梗，不会联想到原生家庭伤痛，只会觉得好玩。在这个过程中，具体事件似乎不再被讨论，焦点更多集中在娱乐性传播上。
王鹏凯：我认为这牵涉到我们对待创伤的方式。我看短视频较少，但有一个感觉：近年来许多影视、文学作品都想讨论创伤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东亚社会中，创伤常常与羞耻感联系在一起，个人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创伤，这可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普遍语境，即使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动态，我们仍有一种惯性，回避直接谈论或处理创伤。
最近一部很火的韩国电影《世界的主人》也在处理创伤问题。影片呈现了微妙一点，环境并不鼓励你直接谈论创伤，当你说出来后，别人要么觉得太严肃，会接不住，要么过于正经地对待。女主角珠仁，她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提及这些创伤，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但创伤一直存在，她只能在洗车的噪音之中才能真正发泄自己。我最近还看了刘玉玲主演的电影《柔似蜜》，讲一对华人母子在美国的故事。片中的东亚社群即使身处美国环境，依然对家庭创伤非常回避，即便在亲密语境中也是如此，甚至在心理咨询师面前，当事人也很难开口谈论，这或许是东亚语境的一个特殊问题。
不过，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动态：大家开始乐于公开谈论创伤，并且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我不确定这种方式是用新语言重新定义和叙述创伤，还是仍然是一种回避。这种趋势不局限于短视频，可能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变化。过去几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语境中，都有一种“书写创伤”的趋势，尤其是文学写作，像是王鸥行这样的离散作者。前段时间，美国华人学者凯瑟琳·刘（Catherine Liu）在一个采访中提到，她认为现在存在一种“创伤文化”，从作家、演员到政客，公众人物主动在公众面前袒露自己的创伤和脆弱，这种行为被视为一种展现“本真性”的方式。但凯瑟琳·刘对此提出批评，她认为这会让人们过于关注个体创伤层面，而忽视了创伤的社会性成因。
徐鲁青：鹏凯刚才说的让我想到小红书上有一个梗：刚开始约会时怎样，后来谈到原生家庭后，关系就进入了下一阶段。感觉袒露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受到的创伤，成了关系进一步加深的标志。
其实，无论是早年豆瓣的“父母皆祸害”小组，还是现在短视频里的讨论，大家发现并确认彼此有共同的创伤，会感觉好受一些，是因为意识到别人也在经历这些。小红书上有个标签叫“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大家用这种方式来修复创伤，而且是组团修复，用一些固定的方式来修复各自不同的创伤。比如报以前爸妈舍不得给自己报的兴趣班，买小时候想要但父母不给买的东西。
王百臻：这种对创伤的反刍或表达，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有时会成为一种社交货币，或是在某些时候成为塑造人设的方式。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带有一些因人而异的表演性，但通常具备一些正当的动机。一个经历过糟糕原生家庭的人，尤其是性格中往往又叠加了独生子女时代的特性，他们的内心很可能存在着未被满足的、未被他人听见的需求。用这种经历去寻找同温层、寻找能接纳与自己体验相似的人，这里面有非常正当的心理动机，大家确实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来排解长期在原生家庭中独自消化结构性权力压迫所带来的孤独感和自卑感。这个过程被社交媒体正当化了，因为说出来后，有很多人认可你的体验，觉得你是他们的“嘴替”，这样一来，在表达创伤的同时，也能够排解孤独感。
李欣媛：在这次讨论中，将“PUA”这个概念再次推到台前。“PUA”作为心理学用语，最早用于两性关系，后来扩展到职场，再延伸到家庭，逐渐演变为一个大众化的文化批评符号。当我们用“PUA”这个标签来定义家庭教育问题时，是否会出现将复杂问题危险地简化的情况？或者说，我们是否希望将PUA这个表达作为一种与过去、与父辈对话的工具？
王鹏凯：“PUA”这个词最初还是在两性关系中，所谓“pick-up artist”，后来逐渐延伸到原生家庭的讨论中。这可能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关。不仅在家庭中，职场也是如此，大家都很习惯于去“识别PUA”，即便这种识别不一定准确，但这个识别动作本身很常见。大家会说“我被PUA了”或“他在PUA我”，而很少说“我在PUA别人”。这背后反映的趋势是：人们对权力关系越来越敏感。这与我们之前聊到的年轻一代主体性觉醒有关。
当自我意识被强化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保护自我的趋势。“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也是一种保护，所谓“self-care”也是一种保护。对“PUA”的敏感，本质上是警惕自我被外界各种话语侵蚀。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否真的是“PUA”，以及识别出来后该怎么办，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李欣媛：“PUA”现在有被滥用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词汇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延展到不同场景。为了便于传播，它被简化、被笼统定义。这确实让很多人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什么，但同时也可能让沟通变得更加简单化。例如，我跟朋友说我遭遇了“PUA”，朋友说“那你快跑”。这不会让人去认真分析具体过程、双方关系，一些深层次问题被搁置了。这样一来，很多复杂的家庭关系没有空间被讨论，人们对复杂家庭关系的理解也就缺失了。
之前王悦伊在自己的视频中讲述她的母女关系，因为她的母女关系与大众通常理解或感受到的不同，大家会觉得“不能这样”，进而引发了很多讨论。这让我觉得，大家似乎放弃了对复杂事物的讨论。如果不去讨论复杂的东西，不去认真拆解，会不会造成一种情况：你无形中受到的影响，其实也会传递下去？如果没有被认真、深刻地理解问题缘由，它会以一种隐秘到你无法察觉的方式传递下去。
王百臻：我觉得对于那些有能力、有耐心开展深入讨论的人，他们其实还是会在很多时候选择使用更复杂的方式去书写或表达自己的困境吧。对于那些在当下随意使用“PUA”等表达的人，在更遥远的过去，他们甚至可能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自己的处境。
这个词肯定有在被简化，在大样本的随意使用中，词义不得不向各个方向延伸，但我能理解这种趋势。有时候，人们想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识别自我到底处于什么处境，很多人可能连这一步都缺乏必要的理论工具，只是在忍痛，没有足够的符号来精准描述自己的体验；第二，当识别出自己处境不佳时，能否在听者有耐心的范围内，尽可能使用符号精准地把自己的处境表达出来。
考虑到这两点需求，“PUA”这类符号虽然肯定不是万能钥匙，对很多情况的描述也不精准，但它至少指向了一种明确的权力关系，而且它足够短，并且已经在公共舆论中锚定了明确的负面价值——大家大体知道它指什么，以及它的感情色彩。所以，很多人用它作为“嘴替”，其实反而能够帮助自己在极短时间内描述自己的处境，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进步。我觉得，“PUA”这个词帮助了许多没有受过心理训练或语言表达训练的人说出自己的处境，这可能是好的一面。
徐鲁青：我也挺同意的。在“PUA”这个词出现之前，大家没有词语来描述这类遭遇，因为这类遭遇实在太多，而更精确的词又太少，所以大家都纷纷调用“PUA”，结果发现描述的情况非常不同，虽有隐约共性，但差异很大。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本身就缺乏词汇，所以都用同一个词。
描述一件事为“PUA”，有点像一种“确证”。一方面，描述之后，似乎更容易从这种关系和情绪中抽身出来，另一方面，它在实操层面帮大家抽身出来看待关系。但在一次次“确证”之后，大家比较少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
李欣媛：很多关于“原生家庭之痛”的话题似乎已成为一种时代话语。这类话题后来又衍生出各种样态，像“断亲”，以及大家频繁提到的“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等等。这些更像是对家庭关系的新实验，不过这些新的“家庭实验”会弱化代际矛盾吗？大家如何看待这些新“家庭实验”的出现呢？
我觉得这本质上是现在的年轻人寻找解决方法。“断亲”是一种，“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也是一种。这些方法适配不同的情况，比如有些家庭的问题可能无法解决，只能从自身入手。回到我刚才提到的网络时代的影响，其实网络让大家看到了不同家庭的样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当我的“素材库”足够大，我就能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们也可以从中寻找修补代际伤痛的东西。比如，有些人会去看美满家庭的内容，这本身就足够治愈，小红书上有个博主叫“小婵姨”，人们向往那样的家庭关系，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有那样的家庭氛围。还有一些人会去寻找“电子父母”，以弥补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父爱母爱。所以，各种不同的社会实验也好，呈现的不同样貌也好，其实都是当代年轻人解决问题时产生的结果，有些可能比较粗糙，有些比较细腻，但大家都在努力修补自己。
王鹏凯：我也会刷到一些亲子博主，讲述的是很时髦的妈妈、爷爷、奶奶跟着女儿一起做年轻人会做的事情，这也是新式的家庭关系。而这种叙事与前面讲的“断亲”是共存的。我不确定那些拍和谐、潮流的亲子关系的人，是真的把生活过成这样，还是把它当剧本在拍？
原生家庭这件事，有些人似乎处理得比较好，或者说这种“比较好玩”的原生家庭样态在当下也有市场，大家也喜欢看这样的故事。“一个人直接逃出原生家庭”和“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些叙事是共存的，都有市场。
包括前面说的“第一批不孝子女连夜跑路”，我刷到过这类题材的小红书。有人跟家里人吵架后，气得直接买火车票就回去了，这本身是很残酷的事情，是原生家庭冲突的反映。很多时候，所谓的“跑路”或“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是对原生家庭矛盾的回避。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我们不是在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我们已经尝试过，并且认为这些问题处理不掉。包括前面提到的“识别PUA后快逃”的做法，也是一种趋势。很多人可能真的试过，觉得解决不了，于是索性用一种方式去归因。这包括向内解决自己问题的心理潮流，“心理热”也好，“self-care”也好，它更强调的是，外面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自己的问题。
家庭很多时候也是社会的缩影，尤其是在中国，原生家庭的很多矛盾，其实源于更大的政治、社会矛盾。面对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回避，把自己养好，或者逃到自己的小环境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的心理趋势。
李欣媛：很多问题都没有一个完美答案。我们不知道今天讨论“断亲”或“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年轻人，当他们成为父母后，能否真正隔绝掉自己小时候所遭遇的那些“PUA”话术。我们也不知道，十年或二十年后，“PUA”这个标签是否会被一个更精准的词替代，还是成为一个被遗落的网络梗。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特别明确：我们这一代人在梳理自己所遭遇的创伤的过程，就是在好好对待自己。
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会完成，也有可能会完成。唯一确定的是，有些东西已经开始了，我们开始正视自己的需求。
